近年来各地发生多起官员被“诽谤”案，主要特点为（自网络）:被“诽谤”的当事人都是地方领导，“诽谤”内容直指地方执政问题；办案机关抓人放人都得到了被“诽谤”者的授意或者默认；个别司法机关将针对县领导的“诽谤”解释为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”、“严重危害国家利益”，从而启动了公诉程序。

于是我们的“钻”家经研究发现，诽谤罪存在立法缺陷。刑法第条规定的诽谤罪，是指“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，足以贬损他人人格，破坏他人名誉，情节严重的行为”。“钻”家说，“他人”的范围要明确界定，不应包括政府官员云云。于是最高检要求：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，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、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；并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。

“钻”家颂曰：“虽然它（最高检的规定）早就是学界和社会上的常识或共识，但是却不是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所蕴含的当然旨意。”

对此“钻”家意见，鄙人不敢苟同。既然是一种共识和常识，法律就无须规定，规定了反而是多此一举。你说应该规定，那么就是说当初的立法者不懂得社会常识，有疏漏。

立法不可能详明到纤毫毕现，社会生活太丰富多样了。比如“随地大小便”，这种表达不可能在法律中出现，只能以概括性的语言“公共卫生”、“社会秩序”来表达。又比如法律把人分为男性和女性，如果求全责备，这种分法是不够的，现实中还有“两性人”。

自然人的人格、名誉属于私权领域，官员行使公权产生的名望、声誉属于公权领域，两者判然有别。所以对官员行使职务权力说三道四，并不侵犯私权，与诽谤罪搭不上边。从诽谤罪不告不理的受案原则也可以看出，立法的本意是保护个人的私权域。

所以，立法本没有错。错的是立法者（包括大众）没有预见到世风日下、权力滥用、政治道德沦丧到今天的地步，以至于官员利用法律条文对行使宪法规定的“批评”和“建议”权利的公民打击报复。我们的“钻”家也没有办法，在螺丝壳里钻来钻去，钻出立法不严谨的结论。

“钻”家们还表示，检察机关对被批评对象滥用公权力的有效反制，可以进一步保护公民依法享有批评、监督政府的权利。

对此我很不敢相信。谢朝平写《大迁徙》，抖露的是事实，靠不上“诽谤罪”。无妨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“名”。“非法经营罪”？参照法律条文，怎么也无法把谢朝平装进去。这回“非法经营罪”的法律条文没有漏洞吧？结果怎样？

所以，问题不在于立法有没有缺陷，而在于我们这个世道，这个世道已经堕落到严重偏离常识、常情、常性、常理。

附：典型案例（自网络）

●河北“唐山帖案”

年2月初，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居民杨勇、杨坚强父子被唐山市公安局汉沽分局逮捕并羁押于丰南区看守所，逮捕的理由是“涉嫌诽谤罪”。让杨氏父子失去人身自由的不过是3篇转帖和一篇92字的跟帖，帖子的内容都涉及唐山市汉沽管理区主任田某。

●山东“段磊案”

山东曹县青年段磊因在网上发帖，举报该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某，被以涉嫌诽谤罪提请批准逮捕。年2月2日到2月8日，段磊分别在天涯社区、新浪博客、百度贴吧上发表了《写给省委书记的一封信》等6个帖子。帖子内容为举报曹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某。

●湖北“陈永刚案”

年3月9日，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出通告称，经复核，撤销对陈永刚的拘留决定，并责令郧西县警方向陈赔礼道歉、国家赔偿，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此前，陈永刚因持续在论坛发帖，质疑当地政府与“奸商”勾结、斥巨资搞形象工程，并向中纪委举报，被郧西县警方跨地拘捕，以“侮辱诽谤他人”之名，对其作出行政拘留8日的决定。

●河南“王帅帖案”

年2月12日，上海白领王帅在网上发布《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》一帖，披露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。新浪等多家门户网站都将帖子放在首页。3月6日，灵宝市警方跨省追捕到上海，将王帅带回。4月16日，河南省有关领导做客人民网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。灵宝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被停职，王帅获得.93元国家赔偿。

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三日